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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晚清政府的腐败与软弱中，中国于第一次鸦片战争（1839-1842）中战败，被迫开放上海为国际交往之地。美国、英国和法国等国纷纷要求分一杯羹，建立了独立于中国法律的外国租界。随着西方影响的深入，夜总会、舞厅、剧院和妓院等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外滩的欧式建筑高低错落，百货商店生意兴隆，汽车满街，码头栈桥壮观，江面上的船只往来穿梭。上海的夜景尤为迷人，外滩的霓虹灯闪烁，令人流连忘返，故有“东方巴黎”之称。

然而，在这繁华背后，上海却是政治斗争的漩涡，被白色恐怖所笼罩。国民党军警宪特与勾结的租界警方疯狂地围剿年轻的中共党人。这是一个充满灾难的时代，每天都有政治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，许多人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共中央领导着全党、全体受压迫的工农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探索，以不屈不挠的抗争回应着反动派的屠刀。中共特别重视政治宣传和进步文化工作，于上海先后创办了《布尔塞维克》、《红旗》、《斗争》等党报党刊，成立左联、社联等革命文化团体，传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，反对国民党文化“围剿”，推动红色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。

钱之光，被誉为“红色管家”和“新中国纺织业的奠基人”，是华润集团的首任董事长，也是新中国经济战线的重要领导人。他的妹妹钱希钧党龄比钱之光还要早两年，是中共秘密战线杰出的战士，是长征到达陕北的30名女红军之一，她的丈夫便是毛泽民烈士。

在30年代初的上海，钱之光曾负责中央印刷厂，并在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，通过巧妙的斗争方式坚持工作。印刷厂多次转移，但都安然无恙，完成了中共各类文件、材料和进步书刊的印刷任务。1931年，印刷厂重新选址再办，最初选定在上海齐尔普路（今安国路口、周家嘴路元兴里146号-147号），后来还曾在多处地点开展印刷工作，直至1935年7月，上海党组织再次遭到大破坏，秘密印刷厂彻底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。

尽管印刷厂屡次搬迁，但其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工作，不断地把中共的方针、政策和主张广泛宣传，对于打击敌人、教育百姓、号召劳苦大众起来斗争，指导中共各省各级组织坚持战斗，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。这些秘密印刷厂在中共的斗争历程中，如同烽火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。